盘配资朱宇方：这十年间，中企出海德国的“合规成本”越来越高

这个月，或许将成为观察中欧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窗口期——6月15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的七国集团（G7）峰会重点讨论了“中国商品出口问题”；18日至1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关注“竞争力与全球经济挑战”。

过去十年间，中企对欧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自2016年以来，德国通过持续修订《对外经济条例》逐步强化外资安全审查；2019年生效的《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建立了统一的FDI审查框架；2023年实施的《外国补贴条例》则构建起并购申报、公共采购申报与主动调查“三位一体”的审查机制。合规风险也从传统的“交易合规”向“持续经营与责任治理”全面扩展。

6月12日，由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联合上海市法学会区域国别法治研究会、上海欧洲学会共同主办的上海市社联2026年度合作项目“跨学科视野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区域法治挑战”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

会上，上海欧洲学会理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宇方系统梳理了十年来欧盟与德国外资审查框架的演变轨迹。她指出，当前中企在欧洲面临碳合规、供应链合规、数据合规等多重压力，需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升级，通过本土化研发和区域供应链共建实现价值共生。

以下为演讲全文，观察者网整理成图文形式，经审核后发布。

朱宇方在会上发言

【演讲/朱宇方】

企业出海欧洲，尤其是德国，是许多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必须在规则的网络中求生存、求发展，而欧洲素以规则严整著称。

2016年，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这一事件成为当时中资出海德国及欧洲的标志性案例，也由此引发了欧洲当局对中资出海的顾虑与警惕。2016年是中资出海德国的历史高峰，这一峰值迄今尚未被超越。

经过十年的迭代，中资出海德国乃至欧洲已发生重大变化：投资逻辑与监管规则之间呈现互动发展的态势，整个欧盟的投资环境也经历了深刻转型——从原先较为宽松、一视同仁的市场准入，转向当前以“去风险”为导向的监管基调。中资出海德国自2016年这一高峰年份算起，至今已走过了整整十年，因此在今年审视这一历程，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在投资战略模式上，中企也从早期希望快速获取德国技术诀窍，或为自身产品贴上“德国制造”标签，发展到如今已推出自有品牌，深度构建本地供应链，并主动融入欧洲整体价值链体系。这一转变，意义深远。

在这十年间，相关规则密集出台，以下仅列举其中较具标志性的变化。

2018年，德国修订《对外经济条例》，首次系统性地收紧海外直接投资审查；2019年，《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出台，德国为与之匹配，再度修订本国规则，进一步收紧。从欧盟与德国交替进行的规则修订中可以看出，双方构成一种双层审查机制，审查框架呈互动收紧之势，且力度不断加强。

值得关注的是，海外直接投资审查与欧盟整体经济安全战略及产业政策深度耦合。尽管《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于2023年才正式发布，但“欧洲经济安全”这一概念早已被提出，并嵌套着一系列相关关键词，如经济主权、技术主权等。与此配套的还有多项产业政策和科研政策，例如“地平线欧洲”等。这些政策中提及的关键行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直接投资审查清单中，因此，直接投资审查与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产业政策之间呈现互动关联的关系。

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幅达120%；其中纯电动汽车出口85.4万辆，同比增长98.7%，近乎实现翻倍增长。

除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这一宏观框架性文件外，欧盟还陆续出台了更为具体的法案，如《净零工业法案》和《芯片法》，将零碳技术、半导体等领域提升至安全性和战略性层面，为抬高外资进入门槛提供了话语铺垫。

其中最引发关注的，是今年刚刚提出、尚未最终通过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该法案几乎覆盖中国所有优势产业，包括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是一个针对性较强的法案，也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这十年规则迭代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欧盟对中资企业的审查并不仅限于交易合规层面——即便允许企业落地，后续运营也可能面临诸多制约。换言之，整个投资周期内均存在审查要求，合规成本因此大幅提高。具体而言，合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碳合规，涉及碳排放相关要求，包括欧洲绿色新政，“Fit for 55”一揽子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等。

第二，供应链合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对企业的供应链及价值链均提出了合规审查要求。

第三，数据合规，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核心工业数据跨境传输的新规不断出台。

第四，企业可持续发展合规，此项要求同样推高了中企的合规成本。

与此同时，投资企业还面临欧洲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其中德国最具代表性。过去德国被誉为欧盟经济的火车头，但目前其经济表现在整个欧盟中处于靠后位置。这一转变与德国的能源结构、能源依赖、俄乌冲突以及人口结构均有关系。

近年来，德国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劳动力绝对不足，进而推高劳动力成本，使得在德运营成本显著攀升，给中企出海的外部环境和整体经济景气度带来了新挑战。此外，配套问题也不容忽视，德国官僚主义现象近年来饱受诟病，行政规章叠床架屋，不仅令本土企业不堪重负，对海外企业而言亦构成额外成本。

然而，出海德国仍然对于许多中企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2025年中企在德绿地投资项目228个，同比增长14.6%，首度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德国拥有高购买力的市场，也是欧洲市场的重要枢纽；其次，其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素质突出，尤其是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举世闻名，人才优势依然显著；同时，德国对绿色新兴产业的重视与偏好，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相应机遇。

此外，德国自身的经济文化传统亦值得关注——尽管德国企业目前面临中国企业的正面竞争，本土制造业承受较大压力，但从其经济制度和传统理念来看，德国历来偏好竞争。正因如此，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问题上，德国企业及其行业协会一直持反对态度，因为这有违德国基本的经济理念。可以说，德国对外来产业竞争持有一种双重心态，这与部分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当前，中资企业在德投资也呈现出战略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显著变化：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升级。其一，在投资方向上，企业更审慎地选择投向，力求规避德国及欧洲的严格限制，实现互利共赢；其二，强调价值共生，注重照顾当地利益，加大本土研发投入，共建区域供应链；其三，推进与当地产业互融，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已有诸多布局；其四，强化风险对冲，将对德投资纳入全球供应链的友岸、近岸化布局，这也是超越德国及欧洲层面、着眼全球的战略考量。

与此同时，中资企业的投资模式也全面迭代：投资方式从过去追求大额控股，转向更为多元化的模式；融资渠道从偏重政策性融资，拓展为多元化融资；风险管控构建起全周期体系；区域布局则从以往直面核心市场，转向立足中东欧、巩固核心区域的新趋势。

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当前中企出海欧洲的新格局。谢谢大家！